1973年，党的“十大”圆满落幕，我便怀着敬意前往拜访主席。我们首先回顾了此次大会的点点滴滴，主席提及自己因腿疾不便，故让代表们先行离去。话题由此转向了主席的健康状况，进而引出了《木兰辞》的讨论。
在交谈过程中，主席忽然提起：“你们辽宁有个名叫张铁生的，你听说过吗？”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不确定主席对这件事的看法，于是仅简单地回应道：“有所耳闻。”
主席指出：“我在新华社的内参中留意到，《辽宁日报》刊登了张铁生的文章，其内容竟书写于试卷背面。对此，舆论看法不一，有人赞誉，有人质疑。我则认为其文章甚佳，尤为赞赏其敢于逆流而上的精神！我要求《人民日报》及中央各报刊全文转载此文。同时，对编者按语的撰写也颇感满意，亦应一并予以转载。”
主席指向我，语重心长地说道：“张铁生，他出自辽宁之地，你们与省委的同事们都应仔细研读他的文章。至于那篇编者按语，文笔精妙，你们更应认真学习。”
我心中的重石终于落地，我低声吐露：“那篇编者按语，正是……出自我的手笔。”
主席疑惑地问道：“是您？”他的表情中既有意外的神情，又透露出一丝难以置信。他紧锁眉头，目光锐利地直视我的双眼。我以平静的态度回望，轻轻地点了首。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席的面容逐渐展开笑意，他接连点头两次。显然，他已经开始相信了。
我曾言：“在去年的夏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之际，我曾向您汇报过辽宁的相关工作。提及教育领域，当时我指出，当前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乃教学质量之低下。您随即截断我的话，严肃地反问道：‘不，主要矛盾究竟在于哪个阶级对学校的掌控？’”
领导指出：“确实如此，你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有误。列宁曾强调，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这样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呢？”
我提及：“在五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您曾向我咨询关于辽宁下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数量，并指出当前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正是这部分群体，因此叮嘱我深入调研他们对大学招生政策的看法。返辽之后，我特地前往盘锦地区——该地区集中了大量下乡知识青年，实地走访了多个青年点，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且也收集了农场、公社以及大队和生产队各级干部的观点。”
主席问：“怎么讲？”
我指出：“根据中央的规定，此次招生对象并非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那些拥有三年或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尤其是那些曾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长期投身于生产和工作任务之中，中学阶段的数理化课程知识几乎遗忘殆尽。自从招生文件下达之后，家境优渥的群体，主要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一些高收入知识分子的子女，纷纷离开生产一线，涌回城市，开始复习功课以备战高考。更有甚者，他们不惜重金聘请家庭教师进行专门辅导。
五月与六月，辽宁水稻产区正值农事繁忙之际。自五月起，便开始了育秧与整田的工作，而六月则迎来插秧的关键时刻，必须在七月十号之前全部完成。为了抢抓时间，那些留守乡村未返城的青年们，每日需承受超过十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归来，他们往往直接倒在炕上，迅速进入梦乡，无力再熬夜温习功课。一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纷纷逃离。人误一时，地误一年，生产队的干部和负责带领他们的老农，焦急万分，甚至忍不住跳脚咒骂。
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相关文件，我虽已浏览过，却未曾予以充分关注。直至依据主席的指示展开了一番调查，方始领悟到您为何派遣我深入基层，倾听那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心声。显然，高考招生一事，其影响之深远，不容小觑。
国家领导人指出：“我一直坚决反对仅凭一次考试成绩来评判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真才实学的做法。我反复强调，历史上那些中了状元的，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寥寥无几。相反，一些连举人都没有考上的，比如蒲松龄，他从十七岁开始参加科举，直到七十岁，胡须都花白了，仍未中举。然而，他创作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再如曹雪芹，他的秀才身份都存疑，更不用说举人了，但他却能创作出《红楼梦》，这是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巅峰之作。谁又能断言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呢？我们高校的中文教授中，又有几位能超越他们？”
一类是源自书本的学问，另一类则是源于实践的智慧。书本知识，实则多为前贤在探索与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对实践经验所进行的归纳与总结。纵然博览群书，若不投身实践，前人的经验仍难以转化为自身的财富。我国的教育体系，往往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实践同样可以成为知识的来源，这导致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党的教育宗旨在于塑造具备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丰富文化素养的劳动者。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即始终将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目标是培育具备文化素养的劳动者群体，涵盖脑力与体力劳动者，而非培养那些脱离实际、远离群众、轻视劳动人民的所谓精神贵族。
我反复在党内强调：列宁为何认为学校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列宁深刻认识到，学校是阶级间争夺下一代领导权的战场，若无产阶级不主动占领，资产阶级便会取而代之。青少年承载着未来，而学校领导权的归属，将决定未来接班人的阶级属性。我们党所管理的学校，均设有党委和党支部，旨在确保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育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的劳动者。然而，我不禁忧虑，那些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或许在不知不觉中，正培养出将来可能挖共产党根基的后人。
我们必须推动教育领域的革新。中学毕业后，学生应投身社会，投身劳动实践，以此接受锻炼和磨砺。随后，应从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者中选拔并培养大学生。否则，若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的时间都局限于教室之中，那么他们将培养出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书生，他们只会机械地背诵标准答案，只会应对考试。这样的学生极易受到资产阶级的诱惑、拉拢和腐蚀。
我言道：“你曾屡次对我提出批评，将我视为那类书生。大学毕业后，你建议我告别繁华都市，投身于野战部队基层连队，从头开始，成为一名战士。”
主席面带微笑，指出：“因此，我希望军工学院的学生们能够投身农村，参与四清运动，深入社会，感知社会。他们虽然学识渊博，但若对中国社会、工人农民缺乏了解，那么在未来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他们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实在难以预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目标和方式都已转变，沿用旧有的考试制度是否适宜？正因如此，我要求你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群众意见。”
我言：“辽宁省教育局已决定先行开展数项考试试点，然而，在数理化考试中，众多知识青年未能达到及格标准。”
主席问：“怎么办？”
我言道：“省委领导特地听取了教育局的汇报。在汇报中，他们提及了沈阳医学院的试点情况。面对那些历经多年下乡、下厂招生工作的对象，由于对考试题目的难度缺乏信心，学院便邀请了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专家们，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先行完成数理化题目的作答。随后，根据这些专家们的反馈意见，来确定考试的难度。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这些专家教授们，也大多未能及格，其中不乏交上白卷的情况。”
主席问：“哦？真的？”
我感慨道：“起初，我对这种说法也抱有怀疑。真想不到，大学教授的文化素养竟可能不如中学生。于是，我特地请求他们提供医学院数理化科目的试卷，我将其带回家中，按照规定的时间独立完成，并依照他们的评分标准进行了评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坦言：“在数学这门课程中，我的代数部分尚能达标，但几何部分的问题多数让我感到棘手，总体而言，数学的成绩勉强能够及格。物理成绩略好，大约在七八十分之间。然而，化学的成绩却相当惨淡，几乎可以说是交了白卷。综合来看，我的数理化三科的平均成绩并未达标。当时……”
主席放声大笑，手指着我，带着戏谑的语气说道：“连你……也，竟然也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指出：“众所周知，我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并且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的高材生。难道我连中学生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吗？这才真正体会到沈阳医学院那些教授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在内科、外科、妇科还是儿科，都是国内顶尖的专家，具备真正的实力。然而，长时间未接触中学教材，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学数理化试题，他们也感到相当困难。在化学考试中，几乎所有人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优异的教授，是专注于药理分析的专家，他的日常工作始终与化学紧密相关。”
“唉！”主席深叹一声：“那些教授们，他们恐怕正是当代的曹雪芹、蒲松龄。若非他们交上了白卷，未能及格，那恐怕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本身尚有不足之处。”
我感慨道：“回想起那些在农村辛勤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鉴于省里未能确保他们享有与应届中学毕业生相当的复习准备时间，我们实在不应继续采用过往针对应届生的考试模式。两天后，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自己的考试成绩。我指出，继续沿用这一考试方式，对全省数以十万计的下乡知识青年而言，显得尤为不公平。”
主席指出：“这不仅是不公正，更重要的是它无法真实地反映青年人的实际状况与能力水平。科举制度自隋唐初创以来，便打破了旧的世袭体系，实现了人才的公平选拔，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逐渐陷入僵局，脱离实际的八股文成为了束缚人才的枷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每当有人劝他复习备考，他便会冷眼相待。这或许正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我们现行的考试方法，不过是将老八股换成了新八股，同样走进了绝路。若不及时进行教育改革，将青年人推向毁灭的边缘，埋没人才，误人子弟的悲剧将不可避免！”
张铁生
我言道：“在省教育局长所作的汇报中提及，锦州试点地区一位年轻人在物理化学的考试中竟交上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书写了一篇独到的议论。此人名为张铁生。我特地调阅了他的试卷，细读了其中的文字，深感他的心境与我不谋而合。因此，我决定派遣省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前往锦州，对他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
归途结束后，省委详细审阅了汇报材料。他们指出，张铁生在中学毕业时，学业成绩属于中等水平。196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此后担任了生产队队长。由于常年投身于队内的生产劳动和管理工作，他几乎无暇他顾，更无时间复习备考。面对生产队中一头重病的大牲畜，他亲自牵领，几乎走遍了全县的各个角落，四处寻医问药，然而终究无力回天，那头牲畜最终还是不幸去世。面对此情此景，他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并发誓要钻研兽医知识。于是，他毅然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以期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兽医。
“好极矣！真是有志之士！”主席一边拍打着沙发扶手，一边说道，“正是应当选拔这样的青年进入大学深造。他在试卷背面所书写的文字，堪称一篇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战斗宣言。”
我表示：“据调查了解，后来为他提供了几天的复习机会，并更改了理化试题，再次进行考试，最终成绩达到了七十多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建议，将他的试卷刊登在《辽宁日报》上。此举旨在在全省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招生最佳方式的讨论。常委会同意后，我便着手撰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言道：“情真意切，文笔精妙！我要求《人民日报》在转发时，务必连同编者按语一同刊出。今日方知，这佳作出自你的妙手。”
我言道：“得请教育局出面，向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以便兽医系能够录取他。”
主席言道：“此乃你所提及的那所，执着于农村地区办学的朝阳农学院？”
我说：“那便是那所大学。陈锡联遵照您的吩咐，毅然将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中心迁至辽宁省最贫困的朝阳地域。”
主席指出：“当前，我们强调科学耕作，然而最匮乏的正是身处生产一线的农业技术人才。那些从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往往渴望在获得国家工资后留在城市，而不愿意投身农村。”
我曾提及：“去年，你便对此事有所探讨。经我与陈锡联商议，我们计划今后逐步从全省各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优秀青年，送至农学院深造，学成后重返原大队担任技术员，此方案我们称之为‘社来社去’。返队后，他们将如同社员一般，由生产队记录工分，并享有国家每月三至五元的补贴。我们的目标是，大约五年内，每个大队都能拥有一名稳定的技术骨干。在遇到实际问题之时，他们可以随时与农学院的教师保持沟通，并在工作数年后，携带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进行培训与提升。或许，我们还能培育出一批农业领域的专家。”
主席连续颔首表示赞同：“这样的策略确实不错，我完全支持。至于你们提到的那个考核教授的医学院，为何不尝试为每个大队培训一位医生呢？最好是选拔现有的赤脚医生，让他们接受培训后返回农村，毕竟农村更需要懂得医学和药物知识的人才。”
我回应道：“此方案可行，我打算与陈锡联进行深入商讨，计划明年启动试点工作。”
主席说：“今年行不行？”
考生的最终成绩将由三个关键因素构成。首先是中学阶段的学业成绩及表现，占比30%；其次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对其的群众评议，同样占比30%；最后是本次高考的成绩，占比40%。”
主席言：“不妨先尝试一番，若发现问题，届时再行优化。”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为何大学入学考试不能安排在冬季？他指出，东北地区无霜期较短，而当前的考试时间正值农忙季节。冬季农闲期间，加之春节假期，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供青年复习，并能在春耕前完成考试，这样既不影响生产，也不耽误招生工作。
主席赞许道：“这个建议甚佳！不妨将东北地区的招生安排在冬季进行。”
我表示：“的确，我也曾有所思虑。然而，此番变革需牵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根本调整，那么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的院校又该如何自处呢？这些问题尚处于探索与研究的阶段，恐怕短期内难以得出明确结论。总之，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份试卷的成绩，就轻易决定一个青年的未来走向。”
主席询问道：“你似乎提及过，贵省那位教育局长的过往经历是小学教师。我与你一样，起初也是一名小学教师。你能告诉我她的名字吗？”
我说：“这位女士名叫温巨敏，她作为党的'十大’代表，特地莅临此次会议。”
主席问：“张铁生参会了吗？”
我言：“他并非‘十大’代表，故此未曾莅临。”
主席强调：“他如同锋利的棱角石，为何不邀请他加入？共产党人理应勇于抵制潮流，这不是党章所倡导的吗？”
“他？即便他不是党员，又怎能……”我正欲辩解。
主席询问道：“为何辽宁省委没有吸纳他加入党组织？”
面对此情此景，我实在无以言表。起初，我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他的试卷，主要基于对大学招生考试方式变革的预判，却未曾料到主席将其提升至“战斗檄文”的高度，并将其与党章中“共产党员应勇于抵制潮流”的规定相提并论。
1973年岁末，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及张铁生的名字，他言道：“辽宁诞生了张铁生这员大将，众说纷纭，有的赞誉，有的诋毁。但在我眼中，他便是典范。正是敢于逆流而上！”
1974年，辽宁省在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选拔过程中，中央纪登奎同志向省委拨通了电话。他透露，依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特别为辽宁增设了一个代表名额，并明确指定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候选人。翌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张铁生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1986年1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中，我因涉嫌图谋颠覆XXXXXXXXX，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额外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陈述中，我确认了在《辽宁日报》上刊登张铁生试卷及撰写编者按的事实，并详细描述了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予以头版转载，以及对省委未吸纳他入党的责问等全部经过。对于法庭对我提出的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指控，我提出质疑：毛主席的行为是否也应被视为破坏全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这起事件仅仅是党内关于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的不同意见分歧，不应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在1973年7月，毛远新将张铁生塑造为‘典型’，随后宣称‘要用这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去打击他人’。此言一出，张铁生便四处散播反革命言论，对老干部进行诬陷和迫害。”
我需阐明一点，我仅仅是引用了毛主席的比喻，称其为“有棱有角的石头”，并非意在提及“打人”之举。至于所谓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这实在是我所不知情的。
1989年，我获准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友人口中获悉，张铁生同样因反革命罪名，被判处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我注意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都将他冠以“白卷英雄”、“白卷先生”的称号，并宣称他是江青及其“四人帮”所推崇的“读书无用论”、“摒弃文化论”的标志性人物。
若依据国家法律，于《辽宁日报》与《人民日报》刊发其试卷被视为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么责任理应由我和毛主席共同承担。然而，我们两人均未曾持有“读书无用”、“文化无用”等观念。江青及其余三人起初对此事毫无所悉，直至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将其作为头版头条予以转载，方才意识到此事，并随之表达了支持态度。
附 件：
附件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于首版
附件（二）：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封面
2005年，初稿完成于金秋十月；至2023年五月，篇章得以修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