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影响与 90 后人口特征
人口规模缩减与性别比失衡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 1980 年代至 2016 年的严格一胎化）直接导致 90 后人口规模显著低于前几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90 后总人口约 1.72-1.88 亿，低于 80 后的 2.28 亿。同时，性别比失衡问题在 90 后中尤为突出，2018 年性别比达 110.06（女性 = 100），远高于正常水平（103-107），农村地区失衡更严重（111.94）。这一结构性矛盾导致部分男性面临 “婚恋难”，直接影响结婚率和生育率。育龄妇女规模下降的直接冲击当前（2025 年）90 后女性（25-35 岁）正处于生育旺盛期，但这一群体数量因计划生育而减少。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2016-2020 年）20-34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 340 万，2021 年更减少 473 万。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基数缩小，成为出生率下降的 “结构性推力”。
二、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效应
生育成本高企抑制生育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成本的攀升显著加重了家庭负担。以教育为例，城市家庭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直接支出可达数十万元，且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此外，就业市场的内卷化使年轻夫妇面临 “工作 - 育儿” 的时间冲突，进一步削弱生育动力。城镇化与职业发展的双重挤压90 后城镇化率高达 62.95%，远超总人口平均水平（59.58%）。城市生活方式改变了传统家庭观念：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8%），职业发展诉求增强，更倾向于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生育率呈 “U” 型关系，当前中国仍处于生育率下降阶段。社会保障与育儿支持的不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育儿假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加剧了家庭的后顾之忧。例如，2023 年中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仅 2.5 个，远低于 “十四五” 规划目标（4.5 个），且普惠性托育机构稀缺。
三、婚育观念的代际变迁
婚姻推迟与不婚率上升90 后初婚年龄显著推迟，2021 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达 28.1 岁，女性 26.8 岁，较 2000 年分别增加 5.1 岁和 3.8 岁。同时，未婚比例高达 63.74%，其中男性未婚比例达 70.89%。婚姻作为生育前提的弱化，直接导致生育人口基数缩小。生育意愿的理性化与多元化90 后、00 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更注重个体价值实现和生活质量。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 2017 年的 1.76 个降至 2021 年的 1.64 个，“少生优育” 成为主流选择。丁克、单身生育等多元化家庭模式的出现，进一步稀释了整体生育率。
四、政策调整的有限效果与长期挑战
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尽管 2016 年 “全面二孩”、2021 年 “三孩政策” 相继实施，但政策红利迅速消退。2016 年出生人口短暂回升至 1786 万后，2023 年降至 902 万，总和生育率仅 1.0，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这表明政策刺激难以抵消社会经济和观念因素的深层影响。人口结构转型的不可逆性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5.4%），老年抚养比上升挤压公共资源投入。同时，劳动力人口（16-59 岁）持续减少，2023 年较 2022 年减少 1075 万，进一步加剧 “未富先老” 的压力。
五、国际经验与启示
从全球看，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现象。例如，新加坡人口密度高、竞争激烈，2024 年生育率仅 1.25，与中国面临相似困境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同样经历了 “经济发展 - 生育率下降” 的路径，且政策干预效果有限。这表明，单纯依靠人口政策难以逆转趋势，需系统性解决住房、教育、托育等民生问题。
结论
90 后人口规模缩减确实是当前出生人口率低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但这一现象是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转型、观念变迁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未来需通过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如住房补贴、延长育儿假）、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减轻教育负担等综合措施，才能逐步缓解低生育率困境。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跳出单一因果框架，在长期发展中寻求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