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上海市委组织部门负责人私下查阅了张春桥夫人文静的档案，此举激怒了张春桥，导致他撤销了该负责人的所有职务。
张春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妻子文静的档案资料悉数封存于市委的坚固铁皮柜中，并郑重其事地贴上封条，严格禁止任何人擅自查阅文静的档案信息。
张春桥为何这样做？
文静并非她妻子的本名，其真姓名为李淑芳。她于1943年投身于晋察冀边区的革命事业。
不过，文静不幸落入日军手中，随即背叛了革命事业，向敌人泄露了众多革命同袍的行踪，严重破坏了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斗争。
文静不仅协助日本人进行策反，更投身于其宣传团队，制作反动宣传材料，沦为实至名归的汉奸，遭到了乡邻们的普遍鄙夷。
张春桥于任职《晋察冀日报》副主编期间与文静相识。文静时常向报纸投稿，其书法颇具功力。相识未久，两人便坠入爱河。随后，张春桥将文静引入报社，并将她的名字更易，不久后，两人便携手共度人生。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文静曾为叛徒，她对此事对组织一直秘而不宣。然而，如她后来所供述，她曾对张春桥毫无保留地详尽道来，未曾对张春桥有所隐瞒。
欲人不知，唯有己莫为。然而，文静过往的诸多细节，均有目击者作证。党组织迅速掌握了相关线索与证据，尽管屡次审查，却因张春桥的干预，始终无人敢于揭穿真相。
随后，张春桥的文稿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加之其背后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鼎力支持，因此他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海瑞罢官》一文虽由姚文元执笔撰写，然而其背后的策划工作，实则出自张春桥与江青之手。
尽管张春桥力图掩盖，文静曾沦为叛徒的事实终被泄露，“九大”召开后，张春桥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文静却悄然从上海的公共视野中消失无踪。
张春桥视妻子如心头之患。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上，有人意图讨好张春桥，便忽然提议，将“张夫人”纳入市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名单之中。
未曾料想拍马屁之举未达预期，张春桥竟勃然震怒，现场即刻爆发激烈斥责。受责者一脸困惑，旁观者徐景贤心知肚明，张春桥此举实属被逼无奈，他内心急切地渴望与文静一刀两断。
实际上，张春桥与文静的婚姻生活颇为和谐，两人共育有四个子女，其中男女各半，家庭幸福美满。
张春桥平日里喜好烟酒，文静随和，从不加以劝阻，更会与他共赴烟酒之乐。每当夜幕降临，张春桥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之中，文静便会及时通知厨房准备夜宵，无微不至地关照着他的生活起居。
然而，张春桥屡次为文静隐瞒真相，深怕文静的过往会断送他的前程。妻子的历史问题宛如一枚埋伏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对他个人的进步造成阻碍。
自张春桥被调往北京，他选择了与文静拉开距离，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感情已然消逝，实乃出于政治考量使然。
1972年秋季，张春桥自北京返抵上海，却未选择返回家中居住，而是选择暂居于兴国路的招待所。此后，直至1976年10月，他始终在那里安顿下来。4年未回上海。
张春桥频繁造访北京的江青，往往深夜才返，此情此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入了文静的耳中。
文静对张春桥的行踪始终存疑，她心生前往北京的念头，却遭到张春桥的拒绝。然而，她频繁以各种理由造访北京，名义上是探望，实则是在暗中监视张春桥。
文静语气凝重，径直对张春桥叮嘱道：“你应当对江青多加留意。”
张春桥敏锐地捕捉到了妻子言辞中的含义，隐约中流露出对妻子目光短浅的责备之意。
他言及，自己正采纳一条所谓的“曲线救国”策略，意图通过接近江青，进而达到与毛主席的密切接触，以成就其抱负。
文静终于完全洞悉，张春桥此举是铁了心要争夺权势，他越是想攀登更高的地位，所面临的险境就愈发深重。
若张春桥居于显眼之位，难免有人会对他的过往进行彻底挖掘，届时文静的过往也难免会成为他人攻击他的把柄。
张春桥野心勃勃，自然渴望尽早摆脱文静的束缚。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文静提及离婚之事，然而文静始终坚决反对。
面对困境，张春桥亦无计可施，只得将妻子留在了上海。文静若不在北京，固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若驻足上海，实则如同保留了他的势力余脉，时刻关注着上海的动向。
张春桥一路攀升，曾经自大狂妄过一阵子，引起了很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随着毛主席对江青的厌恶越来越明显，张春桥也感觉到自己已经走向了绝路，早晚会受到惩治，加上文静的历史问题，张春桥更加害怕。
那一日夜晚，王洪文的贴身秘书肖木前来拜访张春桥。此时的张春桥，早已不复往日的骄横跋扈，他身躯无力地倚靠在椅上，面容显露出疲惫之色。与肖木相见时，他的神采亦不复往日之盛，言语间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张春桥一直在强调毛主席生前对他的培养，还说了毛主席去世之后他是怎么保护毛主席的遗体的，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出了多大的力，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等。
他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贡献”，试图以此减轻内心的罪恶感。接着，他向肖木阐述起当时的局势，言辞中流露着对邓小平的强烈仇恨，对复仇邓小平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头。
张春桥指令肖木在上海积极搜集有关邓小平的情报，并指示肖木故意挑起事端，为的是在三中全会上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
尽管张春桥仍在进行最后的抵抗，肖木却已深切地体会到了他内心的绝望与悲戚。
言尽于此，张春桥再次叮嘱，要肖木务必再去寻访文静，他心意已决，仍坚持要与文静解除婚姻关系。
张春桥特地指派肖木去寻找马天水和徐景贤，并嘱咐他们务必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文静再次沟通，以便早日完成他们的离婚手续。
肖木未曾料到，张春桥在一瞬间从国家大事的话题转到了私事，这让肖木不禁对张春桥产生了些许轻视。带着一丝不悦，他反问道：“你难道一直到现在都不愿意放弃离婚这一决定吗？”
张春桥显得极不耐烦，甚至对王洪文亦不屑一顾，更遑论这位秘书。他轻挥手臂，语气中带着几分怒意。“必须尽快离开！”
临别之际，张春桥忽然转向肖木，语重心长地叮嘱道：“我提出离婚，但文静与孩子们对此感到困惑。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则出于对他们深深的关爱。”
肖木对张春桥此刻选择离婚的动机感到困惑：是试图摆脱潜在的危机，试图再搏一把，寻找新的伴侣？抑或是他已经看穿一切，预感到生命将走到尽头，不愿将妻子和儿子拖入困境，希望为他们留下一条生路？
张春桥的心思，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自是显而易见。那急于离婚的张春桥，实则曾邀请马天水、徐景贤与王秀珍至钓鱼台，进行了一番长谈，希望他们能为他寻觅一位秘书。他们返沪后，精选了三位男性共产党员呈上，这三人皆擅长文笔，其中一人更懂驾驶，然而张春桥对这些建议均不甚满意。他实则意在借寻觅秘书之名，寻找一位知音相伴。
四人帮倒台前合照
在张春桥的最终指令下，“四人帮”的核心成员于上海再度展开了为他促成离婚的努力。此次，张春桥离婚的意志坚定，明确表示愿意将财产和子女留予文静。
与此同时，姚文元及其妻子亦出现了意见不合。他将妻子与孩子接至北京，此行亦基于某种预感，意图将子女送往上海。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妻子金英的坚决抵制。
张春桥对姚文元进行了一番指责。“怎么能仅凭妻子的意见行事呢？当初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留在上海似乎更为稳妥，毕竟在此地行事，风险太大，万一被一网打尽怎么办？”
张春桥对姚文元言。他日复一日地养成习惯，夜间着衣入睡，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突发的紧急情况。
肖木抵达上海后，文静依旧全力以赴地执行着张春桥所赋予的“情报任务”，并向张春桥拨通了电话，详细汇报了近期上海所发生的异常情况。她对张春桥的健康状况深表忧虑，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近况，并提及马天水建议她赴北京一晤，以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张春桥虽未言语，心中却对肖木与马天水心生不满。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地渴望即刻结束这段婚姻，然而肖木与马天水却迟迟未能助他达成心愿。更令他气恼的是，他们竟还计划将文静接到北京。
张春桥坚决反对妻子随他迁往北京，因此双方陷入长久的拉锯之中。直至张春桥被捕入狱，他那离婚成真的愿望亦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后判决调整为无期徒刑。
二十余年后，张春桥重获自由。实际上，他在与文静离婚时已获中央首肯，然而此事并未对外公布。出狱后，文静依然接纳了他，两人携手走过了余生。
“四人帮”之中除了姚文元，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曾经闹着离婚，华国锋大骂王洪文是陈世美，张春桥更是为离婚闹了好几年，心中也有着自己的盘算。对于自己的下场，他可能会不甘，但对于这位妻子，他定然是悔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