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5日下午四点，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外的梧桐叶微微泛黄，秋意浮上枝头。那天，一份厚厚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被送进大厅，封面上标着“机密”二字。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围桌而坐，三千余件投稿作品被浓缩成的三十八幅图案铺陈在案台，有的豪放，有的细腻，每一幅都寄托着投稿者对新中国的祝福。空气里混杂着新纸油墨味，显得格外热烈而紧张。就在这样的气氛里，曾联松的作品排在第十九号，这一幅看似简洁，却即将影响一个国家七十余年的视觉记忆。
向前推三十天，上海还处在潮热的盛夏。七月中旬的某个夜晚，曾联松猫在南阳路老宅的小阁楼里。那是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斗室，瓦顶低矮，蚊虫四起。他身前放着一沓红黄相间的油光纸，脚边是一桶凉水与一盏台灯。灯光把影子摔在墙面，空调还没普及，闷热逼得人直冒汗珠。阁楼外，弄堂的收音机正播放沪剧《芦荡火种》，唱腔里那句“盼星星盼月亮”悠悠飘入耳畔。那一刻，“星星”两字像被高音锤敲打，他的脑海忽地亮起火花——用星星作构图中心。灵感多半如此，来时毫无征兆，却掷地有声。
曾联松的底子并非科班画家，然而美学素养却不低。早年在中央大学，宗白华“美在意象”一课让他体会到形与神的统一；金作镐的水墨课又教他守住留白与动势。更关键的是，他对政治形势触觉敏锐。1936年到1949年的十三年里，抗战、内战、地下情报工作，一个普通会计出身的青年被时代裹挟，也被时代塑形。设计国旗于他，既是视觉创作，也是政治表达。
可是第一步就卡住。征集启事要求“红地，以显革命传统；长宽之比为三比二；图形简洁易识”。看似简单，却束缚多多。曾联松起稿十余张，直线、斜线、金星、银星，与其说在设计，不如说在拆解政治符号。厚厚的纸屑堆满脚面，夏夜轰鸣的电风扇吹得纸片四处翻飞。
有意思的是，很多朋友听说他参与国旗征稿，都奉劝一句“上海能人多，别太当真”。张公度瞧了他第一版“斜挂五星”图后毫不客气：“这像打了斜杠的领带，可不是国旗。”一句玩笑话却提醒了重点——国旗要有“势”，要一眼看出大国之气，而非花巧装饰。
几番推倒重来，当四颗小星以弧形拱卫大星时，画面突然协调。黄金比例和视觉重心自然而成。锤子镰刀被他放在大星中央，代表共产党领导工农。画面一经确定，他立刻请人用红布剪形，再用金粉描星，照片随即连同文字说明寄往北平。此举看似寻常，却是三千件作品里极少数提供实物布样的稿件，也因这份用心，在初审中获得多个委员的驻足。
八月二十日左右，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已经把参选稿分为三类：象征类、山川类、文字类。象征类最多，取材红地星、日月、齿轮；山川类常见黄河、长城、五岳；文字类则把“中”、“人”、“民”作变形。十八号稿和十九号稿摆在临窗位置。十八号便是那幅“黄河加金星”旗，十九号则是删去镰刀锤子后的五角星拱卫图。
接下来的讨论颇为激烈。九月二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有委员指出：红旗中央加一道黄色横条虽有“母亲河”寓意，但视觉上易被误解为把旗面分裂为上下一半。一位少将干脆拍桌说：“谁看旗子还联想到黄河？只能想到杠子！”此话直接导致该稿热度骤降。
轮到十九号稿，田汉语速很快，却句句锤要害：“红地金星，符合革命传统；大星小星，易于引导人民理解领导与团结；四星拱卫，说的就是今天这座会堂里的各界人士。”郭沫若点头附和，却也提出担忧：四星若被解释成四个阶级，一旦社会结构变化，国旗岂非要改？
议论声中，毛泽东稳稳地按住扶手椅靠背，略一思忖，转向会场：“国旗是象征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就是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寥寥数语，定论已出。会场静了三秒钟，随后掌声漫开。
九月二十七日晚，政协决议正式通过。曾联松并不在场，他在上海邮政街忙着做报表，对北京动态一无所知。直到十月一日上午，他与妻子挤在人群中收听开国大典实况转播，听到播音员大声宣布“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夫妇对视，心中同时冒出一个疑问：这是不是那幅寄出去的图？可是没有镰刀锤子，答案要留待日后才能揭晓。
国旗确立后，曾联松的名字并未立即公布。那既出于政治谨慎，也因整个国家机器尚在成形，文件流转速度受限。1950年9月，全国政协专员敲开他在北京旅舍的房门，才算把尘封一年的谜底揭开。工作人员问完细节，郑重其事地留下回执：“请您同意公开姓名。”那一刻，曾联松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可传之事。
收藏与嘉奖随之而来。五百万元旧币，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上海普通职员数年的收入。钱不算多，却象征肯定；另外附赠的《人民政协纪念刊》更是对创作历程的官方佐证。他把这笔钱分别送给岳母和长兄，自己一分没留。
有朋友劝他“趁热打铁，搞个设计事务所”，他摆手：“国家刚起步，还有太多事要花钱，别添乱。”从1950年到1987年，他一直在日用杂品行业摸爬滚打，升到副经理才算封顶。公务之外，他最看重的事，是把国旗图纸和底稿上交博物馆，全无要价。
1987年离休后，曾联松搬去徐汇区一间二十六平方米的老公房，家具陈设与上世纪五十年代无异。家里唯一值钱的，是挂在墙上的一面绸质五星红旗，那是1950年国庆观礼时发的纪念品。每逢节庆，他都会把旗子铺平，轻刷灰尘，然后折好收进木匣。有人问：“您设计的东西在天安门广场天天升，为何自己家不用新的？”他答：“旗子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知道来历越好。”
1999年10月1日，曾联松带病观看建国五十周年阅兵。电视里红旗如潮，他目光炯炯，身旁家人轻声问：“爸，激动吗？”他只是点头：“这一面旗，得来不易。”十八天后，82岁的曾联松走完一生。
多年过去，五星红旗成为日常。体育赛场、边关哨所、科研船只，旗帜无声，却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团结。一颗大星与四颗小星，简单到小学课本能画，却足以承载国家意志。若追问它为何能留下，答案藏在那场议程表密密麻麻、争论声此起彼伏的评选会上，也藏在毛泽东那句干脆利落的“就是要大团结”里。
今回望，曾联松在人群中并不耀眼，甚至略显寡言。他没写过系统的设计论，却用一面旗帜解释了简明、象征与情感三者的边界。单凭这一件事，就值得在史书旁另起一行小字。
一张搁浅的草图
大多数人只知道五星红旗入选，却少有人谈起曾联松寄出的第三张草图。那是一幅红地金星配蜡烛火焰的方案，构图稚拙，却暗含他对革命烈士的敬意。火焰象征牺牲，金星寓意指引，蜡体昭示奉献。可是仔细考量后，他选择放弃这张稿。原因很简单——蜡烛意象容易让人联想到哀悼，而国旗首要必须高昂振奋。
这张草图从未公开，却在家中柜底存放多年。1966年“文革”风浪席卷，曾联松意识到私人留存的稿件可能成为不必要的麻烦，他干脆把它在煤炉上烧掉。那天风很大，灰烬被吹得四散，只有几块烧不透的蜡纸残渣落在院角。事后他对儿子说：“好的设计要贴合时代，用不上的就应该淘汰，留着只会添乱。”
如果一道没有被采用的方案还能留下什么启示，大概就是：设计与时代并非单向关系。旗帜要引领民心，也要符合群众对美的感知。火焰象征再崇高，抵不过大众对简洁鲜明的心理需求。曾联松最终选择了星星，正是因为星星与红底组合最直截了当。
1950年代初，中央曾经考虑在部分外事场合使用“五星红旗加金边”的变体，以示隆重。方案递至上海，曾联松被请去提供技术意见。他拿着样本比画一会儿，建议放弃——金边同金星冲突，且制作成本高，不便推广。会上有人觉得可惜，他反问：“五星红旗本身足够隆重，何必画蛇添足？”一句话，直接终结讨论。
设计常被误解为单纯审美，其实更是秩序与成本的平衡。曾联松不是经济学教授，却凭多年财政背景心里有数：新中国百废待兴，旗帜必须便于大规模生产。红布、黄布、五角星模板，用最少的工料，达到最佳识别度，这才合乎国情。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0年起，上海旗帜厂每月要生产数万面国旗。老工人回忆，工序看似简单，却对五角星角度有严格要求：大星一角必须正对旗杆顶端，小星角度则各自指向大星中心。早期全靠人工裁切加木质模具，三分钟一面旗，如果不熟练，堆积的废布能装满整箩筐。曾联松偶尔去厂里，看到年轻师傅忙得满头大汗，会主动帮忙调样，确认角度精准。他从不摆设计者架子，只说一句：“做好每一面旗，才算对得起我那张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旗尺寸从原先的五种统一缩减为三种，小尺寸专供中小学使用，避免孩子握不住长旗杆。方案下达前，还是曾联松出面评估。孩子手小，旗杆径要减半，还要防止刺手，他建议用柚木替代金属杆，并给小旗线扣加保护套。多少人知道这样的细节？但它的确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少先队员在校园里奔跑时的舒适度。
由此可见，一幅国旗图案并非终点，而是长期维护、迭代、优化的起点。曾联松把自己定位在幕后，像机械师守护发动机，确保它随时能以最佳姿态迎风展开。站在今天的视角回读这段过程，不难发现：设计从来不仅仅是艺术工作，更是社会工程。
在国旗问题上，他有一条准则——图案永远比署名重要。若有人问起“为什么不把名字放进教科书的显著位置”，他往往笑笑：“旗子有了，名字便退场。”这种态度，解释了他一辈子不靠国旗名号谋取私利的原因。
因此，一张未曾公开的草图、一条没采纳的金边方案、一堆烧掉的手稿，都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设计背后的取舍。历史只留下最合适的一版，而那些被舍弃的方案，则化作大团结这四个字背后不可或缺的灰烬，以另一种方式见证这面国旗的诞生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