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活动本质上不应受政治倾向的影响，它主要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当政治环境健康且商业氛围积极时，企业的去留便不再是关键问题。这一问题的浮现，恰恰揭示了潜在的问题本质。
我身为一位从商者，期望众人能避免给我贴上任何标签，不论其地位高低，我都不愿承受。我并非道德评论家、教育工作者，更不是阴谋策划者或政治家，我仅仅是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知晓这一点，你将能更轻松地理解我的自我辩解。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做出某些决定，是因为缺乏更佳的选项，而非我主动寻求这样的艰难抉择。
1928年，我于中国广东省潮州市降生，诞生之际并无任何奇异征兆预示我将来会成为杰出的企业家，或是精明的商人。现今市面上流传的关于我的众多传记，大多充斥着文学性的虚构与夸大，读者需谨慎辨别，不可轻信。若人生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更倾向于在一个富裕且安宁的国家出生。
如同许多平凡的潮汕家庭一样，父亲让我参拜孔子，学习儒家文化，并将我送入观海寺小学接受教育，课程侧重于传统的爱国情怀与家庭观念书籍。我的学业成绩既不突出，也不算落后，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置身于街头巷尾或村口，我与周围的孩子们并无显著不同。
若非战争驱使，我或许会选择留在潮州，未曾踏足香港。那样一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平淡无奇，或许早早消逝于战火硝烟，亦或屈服于饥荒与疾病的肆虐。当然，也存在侥幸逃脱这些不幸的可能，此刻正漫步在潮州某条街巷或村落之中，无人问津，既无指责也无赞誉。或许，那样的生活相比现在更为拮据，但幸福感却未必逊色于当下。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辗转至香港避难。随后，因中国内战持续，我留在了香港，未能返回潮州老家，这一转折开启了我的新人生篇章。需明确的是，这些变化并非出于我本意，亦非主动抉择，而是被历史的洪流推至香港。我并非作为荣耀的移民到来，而是作为逃离战乱的难民栖身于此。若去往世界其他地方，我或许是为了商贸活动或求学深造，但当我踏上归途访问潮州亲人时，唯一所求便是找回那份久违的归属感。
李嘉诚重返汕头，探访汕头大学
有些事物既非我所愿，亦非我能主动抉择，这一事实至关重要。这便构成了我的命运轨迹，我的人生道路。然而，在面对最为棘手的非自愿抉择时，我力求做出了较为理想的决定，这标志着我的成就。假若人生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我或许宁愿避开这些严苛的选择。我期盼我的子女、同事，乃至每一位中国人，都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悠然规划他们的人生旅程，而不必像我一样，如同李嘉诚这般。
我从基层起步，历经学徒、店员及街头推销等职位，最终成为了塑料花厂的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那段日子虽然艰辛，但却让我感到充实且愉悦。由于早年辍学，我的正规教育有限，但社会这所大学给予了我无尽的学习机会，我一直保持学习状态至今。我深刻体会到失学的遗憾，因此后来参与了汕头大学的援建工作。若有机会选择，我更倾向于坐在汕头大学的教室里，而非香港的办公楼中。
在创业旅程中，我并非从零开始，妻子的家族在我初创时期给予了我一定的支持，对此我始终坦诚相待。请勿将我塑造为仅凭一己之力成功的商业典范，我衷心感激创业初期所有向我伸出援手的人。但需澄清的是，我既非出身富裕家庭，也未依赖他人经济支持，我的成就终究建立在个人努力之上，加之恰当的时机与好运相伴。网络上关于我完全白手起家或完全依赖他人支持的两种极端说法，均不符合实际情况。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迎来了来料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欧美制造业开始向香港转移，这为我提供了契机。如今反思，我之所以被称为“塑胶花业界佼佼者”，并非个人能力出众，而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即便没有我，此荣誉也会归属于他人。实际上，我只是众多“塑胶花行业杰出者”中的一员，自称为王，实则对其他同样成功的同行不够尊重。
1967年，香港遭遇左派动荡，这对房地产市场构成了严峻挑战，价格也急剧下滑，我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面对这样的困境，部分人选择抛售房产与地产，撤离香港。但我坚信香港能够克服这一难关，因此，我决定逆市而行，购置了大量土地。外界看来，我这一举动颇具远见，能在低价时囤积土地资源。然而，他们并未察觉到我在背后的焦虑与不安。一旦左派动荡得逞，我或将倾家荡产，更可能成为资本家失败的例子，我的名字或许会出现在香港因绝望而轻生的名单之中，而非福布斯富豪榜。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扩展到了香港地区，导致发生了“六七事件”。
在此进程中，伴随的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可观的利益，双方共同承担与分享。我不觉得其中存在道德或商业原则上的不当，这本质上不过是一笔交易，结果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它属于那种需极度谨慎、如走钢丝般的高风险交易。任何超出实际情况的过度分析，都不过是无端的阴谋猜测，或是事后的空谈。
随后，从长江实业成功上市，到我们收购历史悠久的英国资企业“和记黄埔”的部分股份，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业行为。盈利是商人的核心价值所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我们遵循的是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当年投资于我们公司股票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尽管我对这段历程心存感激，但本质上，这一切都是基于合法合规的基础，双方无需过多在意彼此的情感因素。
言归正传，我想谈谈网络上针对我的各种批评。有人指责我背信弃义，只追求个人利益，在获得好处后，将资产转移至欧洲。面对经济危机，我非但没有承担责任，反而全面撤资，这种行为被认为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和信心，因此有人高呼“要阻止李嘉诚离开”。更有甚者，认为香港当前经济困境和停滞不前，是由于我们这类“富豪家族”采用不合理的经济手段所致。
撰写这类文章及赞同这些看法的人，同样是出于善意，我能体会到他们热爱国家与民众的情怀。然而，他们对基本的商业规律及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缺乏了解，更甚者，他们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也存在不足。
回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当改革重启的号角再次吹响，以及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之时，香港社会动荡不安，流言四起。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是否会重蹈文化大革命覆辙、市场经济能否全面推行，以及一国两制原则能否坚守等重大议题，众多人心存疑惑。每当政治局势步入关键转折点，总有不少人犹豫不决，甚至选择逃避。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些棘手的选择。
我身为一位企业家，在面对诸多决策节点时，总是秉持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理念，这与多数人的见解有所差异。因此，我在中国大陆广泛投资，涵盖了港口、房地产、金融业以及科技等多个行业。有批评文章指出我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借用了权力带来的便利。这其实是一种事后的片面解读。
回溯过往，我决定携手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也为他们带来了政治层面的显著益处。从本质上讲，这仍是一种商业行为，其中蕴含着高风险与高收益。我对当时的政府机构心存感激，因为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包括急需的资本、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这些助力增强了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的信任度。
从根本上讲，我们可以心怀感激彼此，但彼此间并无亏欠，这便是商业交往的原则。
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依然保持乐观，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拥有超过十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机遇。然而，在历经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及信贷扩张后，当前已触及一个高峰阶段。对于未来的走势，我不会轻易做出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商人的核心追求在于确保资本安全，其次才是追求其快速增长。我过去在大陆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当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背后的考量均源于这一原则。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动因。即便到了现在，我仍在大陆持有相当数量的投资。
根据《警惕李嘉诚现象》一文提及的情况，在1967年、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这几个关键时期，我作出了恰当的选择，从而获取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从根本上讲，正常的商业活动本应脱离此类政治抉择，其基础应是纯粹的经济因素。当拥有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健康的商业生态时，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逃离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恰恰揭示了潜在问题的本质。
从事职业的角度，我专注于商业领域，不倾向于以抽象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自身。若无法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我的职业生涯便算不得成功，人生也会有所缺失。无法盈利的商人难以称之为优秀，也缺乏进行慈善的资本。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观点，即商人盈利后应回馈社会，这一看法我持赞同态度。然而，在回馈社会的方式上，人们的意见大相径庭。是否意味着商人需通过亏损来补贴国家或政府？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企业要回馈社会，首要前提是实现盈利，这是回馈民众的基础。教导民众并非企业的职责，而是宗教与教育机构的使命。我们通过合法经营树立榜样，并利用资本资助学校以推动教育，同时援助贫困群体以提供扶持。若企业亏损，则难以开展这些活动。若我亲自涉足教育领域，效果定不如专业的大专院校。这便是理想的商业模式，也是促进教育的有效途径。
香港在探求其前路，大陆在探索其未来，大中华区域在寻找发展方向，全球亦是如此，而我所专注的仅是收益问题。房地产业、金融业可行，教育业、科技业同样有机会。对我而言，关键在于识别哪个领域是潮流所向，哪个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而非抽象的政治考量或空洞的道德议论。
不应期待商人肩负国家的政治职责，也不应用政治手段干预商人的经营原则。宗教事务归于宗教，政府事务归于政府，商业运作保持其独立性，政治决策则由政治领域负责。我身为商人，会尽力去理解政治环境，但我绝不涉足政治决策，那是政治家们的专属领域。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对我而言，安全远超于利润的重要性。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众人口中的超人形象，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但我本质上只是一个平凡之人，甚至已是一位老者。我期望我的人生能够平稳落幕，不愿晚年再遭遇波折。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家人与商业帝国在我离世后，能够继续平稳运行，得到妥善的传承。
我最终要重申的是，我的身份是一名商人，同时也热心慈善，但我绝非政治家或教育家等角色。我投资于汕头大学的建立、汕头大学附属医院的建设，以及潮州的住房项目等，总计约150亿港元，且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了大中华地区。这些均为无偿捐赠，不附带任何回报要求。这是我最为自豪的事情。
能为故乡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我深感自豪。或许我在经济上能多给予一些支持，但这与其他人的捐赠本质相同，都是一份真挚的心意，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对于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始终坚持出席，不受天气等外界因素影响，尽我所能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一些人生感悟，但绝无任何炫耀之意，那里始终是老师们传授知识的圣地。
我期望大家能避免将我过度理想化或歪曲形象，实质上，我与你们身边的同事无异，也类似于你邻家的长者。我同样犯过错，也拥有与众人相同的温情与善意。我已正视并承担了自身的错误，同时也赢得了应有的荣誉。我的人生轨迹由自我掌控，你们每个人的生活亦是如此。
请勿过度赞美我，亦无需向我倾倒诸多负面言论。尽管我对个人感受并不介怀，但我关心的是这可能对你自己心灵造成的伤害，以及对中国公众舆论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尽管我的部分业务不在中国境内，但我的心始终与此地相连，根基牢固于此。我出身于潮汕，同时也是香港的一份子，拥有中国血统，并持有加拿大国籍，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全球大家庭的一员。我对我的出生地充满敬意，对祖籍地心怀眷恋，对祖国抱有深情，同样，我也热爱我们共享的地球家园。这份爱，真诚且深刻，相信你也感同身受。
李嘉诚既无意逃离，也不会离开，实际上他也无法离开。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我郑重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