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幼时观影，对中共的隐蔽战线英雄们印象中，他们总是英姿飒爽，舞姿优雅。步入中学，听闻父亲熊向晖也曾身陷此行当，然而在我眼中，他却无论如何都不似那般。父亲的容貌固然俊朗，但他与母亲皆是“舞盲”，对此我始终难以置信。
熊向晖、谌筱华伉俪
终究按捺不住好奇心，我向父亲发问。尽管我已研究生毕业，但在那之前，父母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他们往昔的点滴。他们鲜有讲述的机会。在我尚未迈入小学五年级时，他们便远赴海外工作。回国后，正值“文革”动荡，我又被送往“北大荒”，哥哥则投身军旅。此后，我离家求学，踏上了外地求学的道路。
我询问道，既然你们都不擅长跳舞，那如何胜任地下任务呢？
父亲反问，难道地下工作的人就必须会跳舞吗？
我愣住，问：你怎么交流的？
他说：打麻将？父亲是高手。
熊向晖
接着，我遇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1991年1月，我父亲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十五周年所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引发了海峡两岸的广泛关注。彼时，台湾已解除戒严，放宽了对大陆的旅行限制，那些曾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服役后前往台湾的旧部，凡是来大陆的，都会专程拜访父亲。
起初，父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我本以为他们是因公事而寻访父亲。然而，父亲退休后，这些职务的头衔均已卸任，但人们依旧如常前来拜访他。
我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与父亲分属不同的阵营，立场和思想观念大相径庭。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是针锋相对，反而能够愉快地交谈呢？
在这群与父亲谈笑风生的“国军”老者中，孔令晟先生尤为显眼。他与父亲同是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员。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便投身于战斗部队。国民党迁台后，他曾先后担任蒋介石与蒋经国两任“总统”的侍卫队长，亦曾执掌台湾“警政署”的要职。此外，他还赴美国、英国深造战略学，并著有《大战略通论》一书。
这两位长者，一位是退休的中共部长，另一位则是“国军”退役的中将，然而在我眼中，他们身上并无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膜。他们即便久未谋面，亦时常彼此挂念；一旦重逢，便显得格外亲切。每一次的相聚，两位老人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与话题。
昔日，他们怀揣抗日救国的热血激情。父亲曾言，孔老伯曾是北大化学系的风云人物，更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力门生。在孔老伯毅然决然选择退学投身军旅之际，吴先生曾力图挽留，甚至欲送其出国深造，屡次恳请他三思而后行，显然不愿这位他视作未来科学巨擘的弟子就此流失。然而，孔老伯依然坚定地踏上了从军之路。
数十年后重逢，两位长者均对以权谋私之举抱有强烈反感。
父亲尤为偏爱聆听孔老伯述说他们赴台后的种种往事，而孔老伯亦乐于倾听父亲讲述那些他未曾听闻的昔日篇章。诸如蒋老先生将蒋纬国送往前线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
在那1941年2月的寒意中，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向西安的胡宗南将军发出了密函，信中附带了三样至关重要的物件：
“特命蒋纬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
其次，蒋纬国的个人经历揭示了他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接受过教育，并在德国慕尼黑的军官学校完成了学业。此外，他还曾在美国的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挥参谋学院深造。
三是蒋纬国半身照。
熊向晖（左侧）巧妙地潜伏于胡宗南（正中）身旁，担任其机要秘书。
“简直一模一样，活脱脱就是一位委座。”
黄河之畔，胡部第一军的先头部队驻守于潼关要塞，彼岸正是日军虎视眈眈。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将蒋纬国视为亲子，遂将其二公子派至该部。为此，蒋介石与蒋纬国年轻时的副官之父进行了深入商讨，以定夺适宜的人事安排。
父亲坚信，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此举罕见地将自己刚学成归国的儿子擢升为少尉排长，并将其派遣至抗击日本侵略的前线，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岁月流转六十余载，父亲提及往事，依旧言辞之中洋溢着敬佩之情，赞叹那实为非凡。
此外，父亲亦告之胡先生，此举亦彰显了蒋老先生对胡先生之信赖。然鉴于纬国安全之考量，不宜对外宣传，同时亦需将其安置得周全妥帖。
抵达西安之后，胡先生特命我父负责接待蒋纬国先生，并亲自送他至部队。我父年长蒋纬国先生两岁，然而军阶却高出他两级。因此，当蒋纬国先生初次见到我父时，便立刻站直身体，行以军礼。
登车之际，蒋纬国不待吩咐便走到车侧，亲手为父亲打开右侧车门；在与蒋纬国的对话中，父亲起身站立，蒋纬国亦随之而起，无论走到何处，他总是紧随其后，面容始终朝向父亲，举止极为恭谨。
然而，父亲难以忍受委员长二公子对他如此毕恭毕敬，遂于当天下午换上了便服，以图摆脱拘束之感。
“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请至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领取帽子。”每一次摘帽，往往就是数十顶。
帽饰不可少，士兵们于周日晨来领取，蒋纬国遂命勤务兵先行指导其行礼规范，继之以立正与稍息的训练，终将帽子归还，准许他们返回。
昔日，前线部队在军容风纪方面存在疏忽，不乏未佩戴军帽者，亦不乏未系领章者。经蒋纬国一番整顿，此类现象得以显著减少。
然而，抵达台湾之后，蒋纬国与蒋经国兄弟间的不和让父亲深感意外。他曾向孔老伯提及，1942年，经国前往西北地区，与纬国同行，并由父亲全程相伴，自西安至兰州，再沿河西走廊直至敦煌，随后又抵达青海和新疆，历时整整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尤为融洽。”父亲回忆道。那段时期，蒋老先生对纬国的感情亦十分深厚。
父亲给孔老伯讲述了一个故事。
1942年秋季，蒋公巡幸西北，抵达西安。胡宗南将军特地安排将蒋纬国将军调至西安，以便觐见蒋公。当蒋公与夫人宋美龄夫人启程离开西安之际，胡将军及西北地区的众多要员亲赴机场为之送行，蒋纬国将军及家父亦一同出席了此次送别仪式。
老先生与夫人登机后，螺旋桨已启动，飞机正待起飞，忽闻发动机突然熄火，舱门随即开启。一名副官手持一件物品，沿舷梯缓缓而下，径直走到送行的蒋纬国面前，将那物递至其手中。
原来，是那位老先生慷慨地将自己的披风赠予了纬国。纬国随即行了一礼。那名副官为他披上披风后，方才转身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闻这些故事后感慨道，蒋老先生对纬国始终关怀备至，自幼便对他疼爱有加，常将他带在身边悉心照料。蒋夫人亦对纬国宠爱有加。然而，老先生亦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坚信政权应传承于己子蒋经国之手。
父亲对此评论道：“然而，最终经国又将之托付给了李登辉。”此言令孔老伯陷入沉思，沉默良久。
孔老伯提及，他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据此亲自指挥取得了两次胜利。他强调，即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在学术领域，毛泽东开辟了战争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毛泽东的战争理论与战略思想被付诸实践，而美国军队则遭遇了败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赢得了全球军事理论界的广泛认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普遍承认他在世界军事战略学上的卓越贡献。
毛泽东和熊向晖
父亲告诉他，毛泽东所倡导的是一种纯粹的人民战争，其战略与战术均系公开透明。然而，人民战争并非毛泽东的首创，毛主席本人亦曾指出，真正开创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这些年长的国民党成员如何看待父亲作为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呢？
那日，张佛千老伯——年长于我父辈的一位台湾长者——莅临寒舍。我怀着长久以来的好奇，向这位性格随和的长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得知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后，对他的看法有何变化？”
“他处理此事的巧妙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惊疑地问道：“难道你们不恨他？”
张老伯言道：“何须怀恨？你父先是投身共产党，后追随胡长官，不过是各为其所信。若非内战纷扰，何来纷争，岂不皆能和睦相处？”
“熊先生的显著特质，在于其气质的纯粹，这在我的生命中是极为罕见的……胡先生选择他作为随从，无疑是明智之举，若是我处在胡先生的位置，我也会做出同样的抉择。遗憾的是，周恩来擅长识人，却让胡先生一生都抱憾不已。”
张佛老曾言：“熊氏加入共产党，并非因胡某之重用而追随，实则早在彼时便投身共党事业。他忠诚于共党，自是各为其主之道。”
随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将我父亲所著的《地下十二年》及其后续发表的诸多回忆文章汇编成册，定名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此外，该书还将张佛老先生的文章收录为附录。
随着与众多国民党前辈的交往日渐深入，我逐渐领悟到，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父辈之间，存在着超越党派界限的深厚友谊。这种情谊，是在抗击外敌的烽火连天中，熔炼而成，宛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正如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描绘的那样。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间本无个人恩怨。对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超越了党派纷争，那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这亦使我从另一角度，洞察了父亲的品格。若非父亲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即便民族大义再重，也难以促使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隔绝数十年之后，再次与父亲重拾旧日的情谊。
这段经历颠覆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固有认知。既然共产主义旨在吸收所有文化的精髓，共产党人理应具备宽广的胸怀。正如古人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些仅以标榜政治正确为借口，整天以“阶级斗争”的面目示人，对各种观点、意见和派别全然无法接纳的，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与深厚的人情，本非水火不容。
熊向晖和家人
（二）
近年来，我屡次接待了众多渴望探知我父亲那场“隐秘生涯”的记者。他们对于父亲在1943年与1947年两次成功预警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闪电战”及进攻延安的行为感到费解，甚至有人揣测胡宗南“偏向共党”，或者对我父亲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因此“网开一面”，放过了熊向晖。
这种猜测实无依据。部分人仅孤立地审视这两次关键情报的成功传递，却未能深刻体会，父亲那一代的“闲棋冷子”们究竟以何种坚韧与智慧，在敌后阵地稳固立足之艰辛历程。
我曾细致回顾了自1939年3月起，直至1943年7月他奉蒋介石之命，将密令转交胡宗南以实施对延安的突袭行动，这期间他所经历的四载时光里所涉足的各项事务。
他刚履新不久，便恰逢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的结业典礼——学员名单上尽是县长级别的官员，胡宗南将军受邀发表讲话。清晨7点，胡先生便起身，7点半享用早餐，与此同时，他翻阅着原秘书为他准备的讲稿，却觉得内容不尽人意，于是便请父亲重新撰写一份。
八点钟的典礼即将拉开序幕，距离开场尚余不足三十分钟。父亲仅用十五分钟便完成了讲稿的撰写，胡先生对此表示了充分的满意。
1940年三月，张学良将军身处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拘禁之中，他致信胡先生，勉励其坚持抗战到底，并附寄了一首诗作，倾诉衷肠，追忆往昔与胡宗南在王曲共度的时光，对那地的山水景致充满深情。张学良将军此番借景抒怀。
胡先生细读了那封来信及所附的感怀诗，便吩咐父亲先行草拟回信，以回复张先生的问候。他强调，我们不妨借景抒情，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就是说，信中的言辞不宜过于直接，却需将所要传达的情感与意义充分表达出来。
父亲信中写道：
汉卿先生：
拜读您的三·四手书，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与无尽的思念！荣幸地收到您赐予的佳作一首，其英气勃发，直冲云霄，气势磅礴，如波涛汹涌，令人心潮澎湃。由此可窥见您近年来闭门苦读的丰硕成果！
王曲，这名字本身就充满韵味，它坐拥着秀美的山水，肥沃的平原，烟云缭绕，林木葱茏，处处彰显着壮丽。如今，这里更有了优质的牧场、雅致的酒店、宜人的游泳场、庄严的阅兵场、温馨的小学校以及茂密的林场，风光旖旎，与当年在太史洞中相谈甚欢的景象已截然不同。
位于王曲周边的军校，汇聚了近两万名英勇青年，他们来自燕、赵、鲁、汴、苏、浙等地，满腔热血，士气高昂，更衬托出秦岭的雄伟与王曲的秀丽。每当登上青龙岭，仰望山间的烟云和天上的明月，心中不禁涌起对千里之外英雄与美人的无限遐想，对光明与荣誉的渴望，那份情怀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近年来，我对过往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深感愧疚。尤其在抗战战术方面，常常感慨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尽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准备，然而仍觉准备不足。我们定当不负这片战场，这片江山，这个伟大的时代。
即将告别成都，重返西北之地，我怀着无比真挚的情感，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您身体健康！同时，亦对您的深情厚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宗南三月二十二到成都。
胡先生看了，很满意。
1940年7月，时任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莅临西安进行视察。视察结束后，胡宗南陪同白崇禧，乘坐两辆小车前往兰州。先遣人员已先行乘坐大客车启程。白崇禧、胡宗南，以及我的父亲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各自乘坐两辆小车，依次出发。谢和赓老先生，正是周恩来总理部署的棋局中的关键角色，然而，在当时，他和我的父亲均未意识到彼此间隐藏的秘密身份。
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跋涉至六盘山，却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大雨。这段被誉为“稀烂公路”的土路，在暴雨的冲刷下，山体发生塌方，瞬间将道路阻断。此刻，前方车辆已驶离视线，而后续车辆尚未抵达，现场仅剩下白、胡两位长官，以及我父亲与谢和赓乘坐的两辆小车。
黄土高原的西北部，沟壑交错，纵横交错。父亲向下望去，只见一条深沟，约有三十丈之深，沟中隐约可见一户民宅。暴雨倾盆，天色渐暗。他嘱咐司机，将路边用石条砌成的里程标挖出一块，放置于小车轮胎下方，以防车辆滑落。
他迎着雨势，毫不畏惧沟壑的陡峭与路面的湿滑，毅然决然地深入沟中，直至那间孤立无援的民宅。屋内仅住着一对年迈的夫妇及其儿媳，儿子则外出谋生，暂未归家。房屋简陋至极，室内仅有两张并排的土炕，一边是生火的灶台，另一边却遭受着雨水的侵袭。
父亲妥善处理了借宿的相关事宜，随即对两位长官说道，无奈之下，只得在此安顿一晚。
两位高级将领在卫士的搀扶下，步入了那间民宅。屋内仅有两张炕，一张安排给了房东一家勉强容身，另一张则特意留给了白崇禧将军与胡宗南将军。
然而，家中唯有山药蛋可食，并无米饭。幸而尚存些许干草，灶台之上搁着两只陶罐，一罐中装有少许盐块，另一罐则空空如也。于是，便以干草烹煮山药蛋，撒上些许盐分，以此充作晚餐。至于照明，则缺乏蜡烛，只得依靠父亲和谢和赓携带的手电筒。
彼时，外头正下着绵绵细雨，屋内亦不断渗漏，使得众人衣物与被褥皆显潮湿。白崇禧与胡先生辗转难眠，便在炕上闲谈起来。
胡先生向白崇禧询询，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我方是否能够超越共产党？
白崇禧曾言：“吾辈专攻上层，而共党则深耕基层；就上层而言，我方占据优势，而在基层，共产党则更胜一筹；上层人数较少，而基层则人数众多。”
胡先生追问：如今抗战已历经四年，中央对于接下来的战略部署有何规划？
白崇禧曾言：“起初，我们准备抵抗的部署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国防工事亦悉数构筑于此，却未曾派上用场。战事爆发后，日军迅速形成合围，部分尚未启用的工事便随之沦陷。如今，重庆一地，已退守至云贵川一带，湖南已遭分割；西北仅剩陕甘宁青一隅，河南亦告不完整，新疆局势更是错综复杂。其他省份亦皆残缺不全。而在此地，西兰公路的现状便是如此。西兰公路作为国防要道，竟也遭遇塌方，我们却不得不在此安营扎寨。当前，唯有‘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父亲言道，此乃源自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内核所转化而来。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
父亲指出，这类见解，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公共论坛上，实属罕见。他们却愿意在讨论此类问题时，不避讳提及父亲与谢和赓，这无疑彰显了他们对这两位秘书的深切信赖。
夜深人静之时，白崇禧因需方便，却发现外头正下着大雨，无奈之下，只得伸手取过灶台上闲置的空罐。其媳妇眼尖手快，瞬间便将罐子夺回，说道：“家中仅有这两只罐子是宝物，岂能任你用作尿罐。”
白崇禧一愣，惊叹道：“好厉害！”
父：就在屋里尿。
翌日清晨，父亲察觉雨势已歇，便匆匆踏上路面，借助检修军用电话线的士兵，成功与兰州方面取得联络，顺利将两位长官及其随行人员接往兰州。
离别的时刻，胡先生交代将400元交给房东。面对白崇禧，他语重心长地说，眼见百姓如此贫困，若不进行革命，何以得解其困呢？
父亲不止一次提起此事，想来它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父亲曾提及，在那年的12月7日，胡先生曾嘱托他前往南五台山，以传统礼仪举行仪式，以纪念其父亲逝世三周年。胡先生的指示颇为简明，仅提及需依照古老习俗进行祭奠，父亲便心领神会。
在布置灵堂、摆放供桌、点燃檀香炉的过程中，父亲精心准备了干果、冷盘、热菜以及各式水果，每一盘都细心计数。尤为讲究的是，热菜中必有一只鸡，鸡头与鸡尾各保留一撮羽毛，以示尊重。至于供奉的牌位，亦被父亲安排得井井有条。祭奠仪式开始后，父亲对如何将祭品递给胡先生、如何点燃蜡烛和烧香、如何摆放供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吟唱赞颂之词，都安排得细致入微，无一疏漏。胡先生对这一切都表示了由衷的满意。
父亲言道，诸多事宜实为机缘巧合，此番事例便是明证。事前，他并未预知胡先生将赴祭奠先父之行，亦未提前精心筹备。然而，在此次经历中，凡胡先生所思所想，父亲皆尽力成全；即便是他未曾想到之处，父亲亦能提前筹谋，一一妥善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此类事务的处置，仅凭勤劳与机敏尚不足以胜任，还需深刻理解旧时的礼节，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便要求具备丰富的知识与生活经验。这些素质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由此，我们亦能明了周恩来为何在选择潜入胡宗南部之秘密党员时，强调其出身应出自官宦世家。故而，胡宗南对父亲的重用，其背后原因诸多，远非仅是机遇与巧合所能解释。
此后，父亲与胡先生一同秘密前往河南西峡口，与汤恩伯会面。随后，他又陪伴胡先生分别访问河南与山西，与卫立煌、阎锡山进行会晤。此外，他还协助安排蒋纬国前往前线部队，并代表他陪伴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父亲还参与了何应钦在西安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并随胡先生一同会见了途经西安前往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包括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
尤其是在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期间，蒋介石莅临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胡先生抵达宝鸡机场亲自迎接，却不幸遭受了风寒，病情严重以至于无法行走。因此，他特地安排自己的父亲代为陪伴蒋介石。在此之前，父亲刚刚陪同蒋经国和蒋纬国两位兄弟访问了西北，并将他们一直送到重庆。蒋介石在私邸接见了父亲，设宴款待，以示对他陪同兄弟二人出行的感激之情。
此行，父亲陪同蒋介石先生相继巡阅了甘肃、青海、陕西诸省，其核心在于对河西地区的实地考察。视察结束后，他们返回西安，父亲亦参与了蒋介石先生亲自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
陪同时，父与蒋老互讲笑话。
父亲曾提及胡先生与他交往时的那份随性，并分享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在兴隆岭的一次经历，深夜时分，勤务兵匆匆将父亲唤醒，告知胡先生即将返回西安，而他本人则辗转反侧，早已候在车中。
夜半一点钟左右，我们踏上归途，父亲很快便陷入了沉睡。然而，胡先生却神采奕奕！瞧着那轮皎洁的月亮，他感慨道：“如此美好的夜晚，岂能就此沉睡？”父亲闻言，只得睁开双眼。
胡先生再言：良宵当赋诗。
父亲道，胡先生定有妙语。
胡先生表示，相较于创新，复古更具韵味。我不禁想起了曹操，那位手持长矛吟诗的英雄，“月色明亮，星子稀疏，乌鹊向南飞翔，盘旋在树间，却不知何枝可依？高山不辞土石之积，大海不拒细流之汇。周公勤于礼遇，天下人心向往”，其气势非凡。
父亲言道，今宵月华皎洁，却未见乌鸦翱翔。加之那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言辞之间似有不祥之兆。
胡问：“有何妙句？”
父亲言道，既然你认为创新不及复古，那么不妨重温陈子昂《登幽州台》中的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夜半时分，公路上空无车影，前后皆无人踪。胡先生心中喜悦，不禁吟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彼时的经历，彼时的关系，至1943年7月，父亲在胡先生的庇护下，根基已深植牢固。由此构筑的信任，绝非轻易可被撼动。
（三）
幼时，我未曾听闻父母谈论他们工作中的点滴，因此对于父亲所从事的职业一无所知。在我的认知中，父亲仅仅是他自己，他爱护我们，我们尊敬他，这便足矣。至于他在“外面”的所为，对我而言并无多大意义。
直至我迈入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寒冬，一次意外的机遇，母亲引领我来到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尚带有干部俱乐部的风范，并未如现今般戒备森严。在那里，我有幸见到了周总理。
总理询问我的父亲是何人，我这个小丫头涨红了脸，犹豫不决，未能直言父亲的尊名，反而傻愣愣地回应总理，说您也不认识他。
总理露出笑容，轻声说道：“那你就告诉我吧。”我颇有些不情愿地开口，告诉了他那位先生的姓氏：“他姓熊。”令我惊讶的是，总理立刻便道出了父亲的全名：“哦，熊向晖，我认识他。”
我当初深感惊愕，无法理解总理竟与我那位看似平凡的父辈有所相识。直至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了，父亲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始于抗战初期。早在解放前，他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则投身外交领域，这一切均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进行。周总理，便是父亲心中最为崇敬的少数人物之一。
周恩来、熊向晖等
父亲对毛主席，以及陈毅、叶剑英等众多开国元勋，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这种敬意驱使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党史部门将父亲视作宝贵的“抢救对象”，希望他撰写文章回顾那些伟人及他亲历的历史时刻。对此，父亲毫无犹豫地提笔著述，由此诞生的诸多篇章得以留存于世。
遗憾的是，父亲的诸多著作并未能尽数完成。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已逐渐不支。自年轻时期便饱受十二指肠溃疡之苦，晚年又相继遭遇膀胱癌、前列腺癌，以及颈椎骨刺增生导致的脊髓压迫，最终不幸患上肺癌，每年不得不数次入院治疗。
其二，他对写作的态度过于严谨，对于内容的要求，尤其是史实的核实，近乎苛刻。这不但制约了他的写作进度，而且使得寻觅到令他满意的助手变得尤为艰难。我无法成为父亲助手的一个重要因素，便在于他认定我缺乏那份必要的严谨性。
第三，正因他秉持着这份认真与严谨，对党史文章中的任何失实之处都无法容忍。一旦发现，他便奋笔疾书，予以指正，这无疑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
我曾建议他着手创作个人作品，不必过分关注他人的错误之处。然而，他认为，辨别真伪、厘清事实，实乃头等大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便有多篇文章专门纠正关键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所撰写而成。
这无疑是一项如同历史学、党史学基础建设的工程。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作品一样，不仅为后世学者贡献了珍贵的史料，更提供了一种极其宝贵的严谨治学风范。
我多次听闻，那些曾服务于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表示：您父亲撰写的文章，最为真挚，最为可靠。
即便父亲未曾著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然而这些篇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一代共产党人的智慧、英勇与卓越的远见，亦映射出父亲那非凡的人生旅程。
作者简介
熊蕾，于198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顺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她荣获美国东西方中心颁发的杰斐逊学者称号。现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并担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问题的国际报道，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伦理领域内的人权议题。
